几乎每一件朱家给出的解释，荀家，或者应该说是荀澈都能给出详细的旁证与反驳，譬如朱二公子所谓的救人地点处所有渔家路人的旁证，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人溺水求救或者是试图游水，也没有任何人下水救人。

朱家所谓的那些合情合理的时间日期，当落实到具体的地点与旁证，没有一样能够拿得出来。

当证据提到这个程度，朱家真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大理寺只看荀家带来所有的口供与记录是用箱子抬来的，就知道这位在流言纷纷之中一个多月不曾回京的荀世子到底做什么去了。

京兆衙门那边还十分配合，尤其是经过上次朱家百花宴使得京兆尹江其盛险些罢职的事情，对于朱家车马甚至下人的出入京城记录之详尽仔细，当真无人可比。

江其盛的恩师，刑部尚书陈敏更是趁着这个机会在朝堂上一本接一本的连参，几乎就差把所有的堂审记录直接在朝堂上读给群臣百官，而陈敏所提的意思倒也不是将文安侯府对承恩公府之间的这种两家之怨上达天听，而是以承恩公府此事为例，提出了有关缉盗、侦案、举证、取证等等修订律例法条的各种意见。

于是整个天旭十三年的腊月，可以说是承恩公府史册留名的一个月。

其实腊月初九，此案开审的第三天，承恩公便想要找人疏通荀家，求情讲和、私下解决，自然是完全无效的。

到了腊月十二，事情越翻越细，朱家已经想要断腕断臂的，承认某些事情，哪怕是其实没做过的事情也行，只要赶紧结案就好。

但荀家的态度却是，即便承认做过，我们家也需要知道细节，何时何地何人协助。

而这个时候刑部陈尚书已经请旨旁听，甚至还带了缉盗司、慎刑司、典律司以及理证司，刑部五司之四当中的各司长史前来学习记录。研究一下文安侯是如何详尽取证，当中何处巧妙，何处不足，以及承恩公府所有的对答言辞哪里有漏，谁是主犯，谁是同谋，如何量刑等等。

当然，长春宫与吴王魏王两位皇子也没有坐视不理，在后宫里请罪求情整整哭闹了数日。

然而宣帝的仁厚与心软便在此时显出问题来，在后宫里面对爱妃爱子自然是心软的，想要给承恩公府多留几分颜面。可朝堂上的臣子们也是可以哭的，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皆跪求泣告，提起慈惠太后在世时如何品行高华、母仪天下，陛下何至于忍心如今因为几个不肖子弟而有损朱氏一族的清名，又损伤陛下的圣誉。

而文安侯父子上朝对答之时，亦明确表示此事虽是微臣家事小节，但事关家族清誉，不敢不求详查。

如何定罪朱家，皆看大理寺与圣裁公允，臣不敢妄议，可罪责之外，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臣等只求个清楚明白，才能无愧天地君父，无愧列祖列宗。

这样言语说出的时候，年轻的文安侯世子眼睛也红了，言辞恳切，掷地有声。最终连素来中立的阁臣与平章政事也建议宣帝此事还是清查为好，毕竟清者自清，查个明白，才能还承恩公府的声誉。

这些话光明正大，有理有据，宣帝纵然宠爱朱贵妃又偏爱朱家，却也不是如何昏庸执拗的帝王，最终还是允准了对此事的详查。

而这个“详”字，简直就要了朱家的命。

因为荀滟真正的入京时间，其实是十月初六，就在荀淙跟着朱家人从茂林书院回京，溜去百花宴玩耍的那一日。

也在同一天里，朱二公子亲自去接了荀滟。

这件事在发生的当时，荀澈自然是完全不知的。

但是经过严格的追索与审问，二房的下人早已吐口说出了真正的日程与时间。文安侯的震怒自不必提，二房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是不得不强行与长房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假说女儿被朱家拐带，只是为了女儿的名节与家族名声才不得不暂时隐瞒云云。

最让朱家气到吐血的是，有关朱家二房的这个说法，居然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荀滟确实是从十月初六开始就一直在右江王府与朱家两边住着。

而一开始他们没有说此事是荀滟主动、或者两厢勾结，现在再说，只会显得是承恩公府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已死的荀滟。

虽然大部分计策真的是荀滟主导，可是荀滟已死，承恩公府说什么都是空口白话了。便是有些荀滟先前的书信，一来为求稳妥言语模糊，二来有这个所谓拐带囚禁的嫌疑在身上，真拿出来，怕是又被说是胁迫写下。